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： 看理想 ，作者：鐵柱，題圖來自：視覺中國

2026年已經過半，要盤點前半年爆火的流行語，“賽博確診”一定是其中之一。大批年輕人在互聯(lián)網上給自己問診，懷疑自己“前額葉損傷”或者患上了“ADHD”。種種精神疾病的名稱不同，但癥狀大差不差，都表現(xiàn)為無法集中注意力，無法專心思考，理解能力下降，大腦好像在退化。

很多人會將這一切歸咎于短視頻和信息過載，接收了太多垃圾內容后，大腦用進廢退，慢慢就難以消化復雜信息。

然而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劉海龍在新書《看懂傳播》中提到，互聯(lián)網很容易成為種種社會問題的替罪羊。信息過載也好，短視頻成癮也罷，這些現(xiàn)象背后都有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。

技術到底是在剝削普通人，還是為普通人賦權？哪些社會因素在持續(xù)放大現(xiàn)代人的焦慮？以及，如何在信息洪流中重獲判斷力，走出無處不在的“耗竭感”？帶著這些問題，我們和劉海龍聊了聊。

01. 迷茫從何而來

看理想：“賽博確診”為什么能流行起來？

劉海龍：不排除生活方式的影響，現(xiàn)代人刷短視頻導致注意力渙散，睡眠缺乏等等，但是還沒有科學研究證明，年輕人真的有生理上的問題。

我更傾向于認為，大家對自己的期望過高，或者是，整個社會對年輕人的期望過高。大家現(xiàn)在面對的現(xiàn)實充滿不確定性。我們70后這代人已經開始面對不確定性的挑戰(zhàn)，但是這些挑戰(zhàn)基本上在人生定型后才發(fā)生。從80后開始，尤其是90后、00后，會面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社會。

在過去，社會變化不會特別大，每個人大致知道規(guī)范是什么，比如進廠跟著師傅做事，進入高校跟著導師的軌跡做事就可以了。但是現(xiàn)在的變化太快，尤其在AI出現(xiàn)后，各方面受到的沖擊非常大。

社會轉型期的問題很嚴重，這會導致每個人對自己的要求不斷提高，在探索的過程中，很容易陷入迷茫。標準突然消失了，不知道哪個答案是正確的，這會帶來很大挫敗感和對自己的不滿。這種不滿怎么排解？如果承認自己不行，又會對自我認知造成很大打擊，所以大家就容易把它歸因為一些外在的、客觀的病癥。這種客觀的歸因可以把責任推卸掉。

關于“賽博確診”，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，很多科學上的詞匯在廣泛傳播，比如前額葉、ADHD等等。我有學生在研究疑病癥的問題，很多人身體出現(xiàn)病癥后，習慣上網搜索癥狀對應的疾病。

無論是為了免責還是為了獲取流量，網絡上的搜索結果往往會把病癥夸大，推斷最差的情況，AI更加劇了這個現(xiàn)象。真實的疾病有非常多的確診條件，但現(xiàn)實是，一些偶然的癥狀出現(xiàn)后，大家很容易認為自己生病了。

有了各種便捷的提供信息的工具后，互聯(lián)網反而缺乏權威的知識的確認。過去我們可以找到醫(yī)生，但現(xiàn)在很多網上的所謂醫(yī)生也在胡說八道，難分真假。大量參考答案出現(xiàn)后，大家會無所適從，覺得好像確有其事。當然，其中肯定也有調侃的因素，大家可能只是玩梗。但總的來說，“賽博確診”折射出的還是一種焦慮。

《我的一百種恐懼》

看理想：“賽博確診”前前后后火了很久，各種詞匯層出不窮。好像社交平臺每過一段時間，就會換湯不換藥地流行一批新的詞匯，內涵沒有太大改變，但包裝形式越來越豐富，比如“奧德賽時期”也可以理解成“人的迷茫期”，類似的詞還有“生長痛”、“人生的梅雨季”等等。

彌散的焦慮一直沒有解決，就需要造新的梗來疏解。這在傳播學層面是否有解釋？

劉海龍：“看理想”也寫過奧德賽時期（笑）。這些詞匯確實差不多，都在講一代人的焦慮。但是，哪個時代的年輕人不焦慮、不迷茫？當年歌德寫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，20世紀初的一代人被稱作“迷惘一代”，20世紀60年代小說《在路上》很流行，還有“垮掉的一代”等。

年輕人總是面對整個社會的期待，尤其在社會大轉型的時期，標準會變得很混亂。年輕人在適應環(huán)境，過來人會覺得“你走的這條路不是我原來那條”，又對年輕人進行一些指責。年輕人也會自我懷疑，因為確實找不到路。

今天的中國，確實也來到了特別不一樣的時期。我們的經濟高度發(fā)達，但文化又讓大家感到非常沉悶，這種沉悶就在于找不到出路。文學上有個概念叫作“影響的焦慮”，指一代人總想超越自己的前一代人，認為前一代人無比輝煌，但自己不知道能做什么，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。而且整個社會也在經濟下行，過去是看不到頭，但現(xiàn)在好像已經看到頭了，不知道還有什么可能。

70后還算比較幸運。我上學的時候，老師們更喜歡那些不太循規(guī)蹈矩的學生。尤其是新聞學，老師特別欣賞有才華又有個性，不愿意走尋常路的學生，反而不太喜歡擅長在考試里拿高分的學生。

而現(xiàn)在，不光是學生，甚至一些年輕老師都會特別乖巧，按照設定的游戲規(guī)則去卷，充分利用規(guī)則卷到最好，但是很少打破規(guī)則、懷疑規(guī)則，或者想做點不一樣的。整個社會也是這樣，比較注重確定性。社會越是有不確定性，大家就越希望追求一種確定性，然后就出現(xiàn)了很多“乖孩子”。

這些乖孩子也不是不好，他們很聽話，能力很強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們也缺少本真性，或者說人味。這也和社會變遷有關，在開拓時代，那些特立獨行、容易出格、敢于挑戰(zhàn)權威的人可能如魚得水，現(xiàn)在是屬于乖孩子的時代。

每一代人都會給自己貼標簽，希望找到自己的獨特性，所以那些詞匯變來變去。但是，等到標簽貼完，大家又覺得自己不是這樣，就再換個詞。

從媒介的角度講，為了流量也需要造點新詞，老寫奧德賽時期，過幾個月就沒人看了。這也和商業(yè)文化有關，營銷學需要定位一群人，揣摩消費者發(fā)生了什么變化，找到一個標簽，生產這些消費者需要的產品和服務。

看理想：我是95后，也算你剛剛提到的乖孩子，我感覺自己的成長過程里，一切規(guī)則已經確定，留給我的探索空間非常有限。尤其在應試教育的環(huán)境下，那套規(guī)則會更加明確。

當一切都非常確定之后，我們這代人沒有力氣，也沒有想法去改變外界，關注度就只能回到自己身上，探索自己身上各種細微的情緒或身體問題。我們算是格外關注自己的一代人嗎？

劉海龍：關注自我一方面是一種進步。尤其在中國很明顯，之前很多代人，有一個家國方面的大目標，要為國家的獨立富強奮斗，基本上沒有自我。我小的時候，大家在背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里保爾的那句“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”的名言，不能關注所謂小我、小情小愛，要關注怎樣為人類做貢獻。

從這個意義上講，關注自我其實是個人主義的發(fā)展，而現(xiàn)代的文明、民主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。首先要承認個體的權利不受侵犯，才能建構一個對每個人都有利的秩序。

但是這種進步，很快就滑到了另外一個極端，回避公共生活。個人主義要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礎上，要有公共生活，這樣的個人主義才是比較健康的，否則就會陷入齊格蒙特·鮑曼說的個體化社會中。個體化社會指公共性生活或者共同體不存在了，只有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，每個人只在乎自己，不愿意為共同體做任何貢獻。

這會產生很多問題，比如搭便車效應，大家都想占便宜，只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沒人愿意付出。而且現(xiàn)在大家都要追求生活的意義，但對于個體來說，意義需要跟社會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否則很容易虛無。如果只為了自己，那要么就是賺更多錢，但賺錢后又能怎樣？不知道。或者就是完全躺平，像傳統(tǒng)的道教、佛教一樣，不追求任何東西，也可以自洽。

但是總的來說，當所有參照系都以個體為標準時，你就沒辦法和其他人交流，做的事情只能自己認可，沒有其他人的認可，那每個人的自我評價也會很虛無。這種虛無很可怕，會讓人萬念俱灰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，因為缺乏目標，也缺乏意義感。

02. 現(xiàn)代人的耗竭感

看理想：迷?；蛘吆慕吒性谀贻p人中普遍存在。大家會形容自己是“低精力人”、“老鼠人”，不停刷手機，看似接收無數(shù)新鮮信息，但沒有力氣干那些真正要花心力做的事，比如看一部電影、讀一本書等。大家的“文化體力”是如何被耗盡的？

劉海龍：文化體力下降這種說法的前提是，之前的體力很強，然后突然下降了。但是過去的文化體力真的一直很強嗎？這個對比不是特別公平。因為前一代人沒有互聯(lián)網和短視頻，很多人也沒有現(xiàn)在這么豐富的書可看，所以有一本書就如饑似渴，甚至能背下來，因為那就是他們的放松和消遣。

那個年代的人看小說、看電影，跟現(xiàn)代人刷短視頻的勁頭是一樣的。我們覺得過去的人文化體力好，能啃下《戰(zhàn)爭與和平》，因為那個年代沒什么其他事可做。我們經常陷入懷舊中，拿過去的標準要求自己，但是沒準下一代人又興起了新東西，他們會覺得我們的文化體力也很好，每天可以刷好幾個小時短視頻（笑）。

另外，當大家拿一個概念來歸因，或者推卸責任的時候，其實很可能是因為自己不太愿意去投入。如果想做，肯定是可以有結果的，但現(xiàn)在基本停留在焦慮階段，這說明大家還是不太想做這件事，也不相信這件事的意義。這就又回到剛剛說的，只有確定目標后，才會比較有動力做一件事。

從傳播學角度出發(fā)，這也跟現(xiàn)代人面臨的社會現(xiàn)狀有關。我們處在信息過載的時代，同一時間有太多選擇，而且一切都太容易獲得了，人們就會陷入選擇困難。選擇的焦慮也會導致文化體力不支。

看理想：大家的焦慮也在于，面對無數(shù)選擇時，有的內容門檻更高，有的門檻更低，但是自己總會選擇門檻更低、沒那么消耗精力的內容，比如刷短視頻。

劉海龍：這種選擇有必然性。和拖延癥一樣，當我們面臨一件特別難的事的時候，很多人會先選擇一件簡單的事，讓自己得到即時的回報。

短視頻會讓我們很有獲得感，帶來即時的多巴胺分泌，但是長此以往會讓大家對事情的理解變淺，注意力也會降低。大家的思維簡化后，創(chuàng)作者也需要把內容簡化，因為太復雜了觀眾理解不了。久而久之會形成惡性循環(huán)，讓大家的文化體力進一步下降。

不過，物極必反，近幾年也出現(xiàn)長閱讀、長訪談視頻的復興。短的內容勢必是簡單的，不能反映特別復雜抽象的東西，肯定有人會厭倦這件事，因為不能給自己帶來智識上的滿足感。意識到這一點，就是一個進步的信號，關鍵在于整個社會能不能給大家提供更好的內容。

人類社會一直是這么走過來的，我是比較樂觀的?，F(xiàn)在是我們討論的這些媒介的初級階段，歷史上，各種媒介剛出現(xiàn)的時候，都會有各種各樣問題。印刷媒介剛出現(xiàn)的時候，大量內容是宣傳材料、宗教文字、色情小說等等，因為這些東西最吸引人，后來大家才慢慢把它藝術化。

看理想：你今年出版的新書《看懂傳播》里也提到，短視頻成癮只是結果，很多其他因素造成現(xiàn)代人的倦怠，媒介只是在“背鍋”。還有哪些社會因素，加劇了現(xiàn)代人的耗竭感？

劉海龍：媒體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(tǒng)，而是從屬于整個社會的?，F(xiàn)代社會有很多特征，比如馬克思·韋伯說的理性化，鮑曼提到的流動性，還有哈爾特穆特·羅薩提到的社會加速。

在社會現(xiàn)代性的諸多不同表現(xiàn)中，媒體既是其中一員，又在促進這些表現(xiàn)的發(fā)生。像媒體屬于社會體制，會定時給大家提供不同的新鮮信息，這是理性化的產物；這些信息就意味著變化，這種變化會讓大家覺得世界充滿流動性；各種信息蜂擁而至，流動不斷加速。而這一切背后其實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世界的主導，需要不斷盈利，不斷擴張。

人工智能是特別典型的表現(xiàn)。大廠用人工智能最多，要每個員工使用，甚至token的使用還會成為業(yè)績的衡量標準，這就是加速。人工智能會帶來更多利潤，提升勞動效率，不斷產生馬克思講到的剩余價值，勞動效率越高，生產時間越短，剩余時間就越長。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邏輯。

就像法蘭克福學派提到的，商業(yè)邏輯蔓延到社會文化、政治、經濟領域，今天看到的諸多現(xiàn)象都從屬于這個大的邏輯，媒體在其中既是原因也是結果。媒體在意流量，流量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。媒體從業(yè)者也深受其害，很多人想做更有意義的內容，但是制度不允許，因為那些內容無法帶來更多利潤。當一切都以結果，或者說數(shù)字作為最終衡量標準的時候，整個社會就被拉低了。

這樣的社會生態(tài)是很難踩剎車的。一小部分人想完全跳出這個體系，也很困難，總有人愿意跟著系統(tǒng)卷，因為系統(tǒng)會提供很多好處，比如大廠里的高薪收入等。

03. 人的剩余價值，變成了剩余數(shù)據(jù)

看理想：現(xiàn)代社會在不斷加速，這種加速度還在繼續(xù)變快嗎？以媒體行業(yè)為例，重視流量、重視績效的評價體系似乎一直存在，相對于傳統(tǒng)大眾媒體時代的盈利方式，現(xiàn)在的互聯(lián)網盈利模式算量變還是質變？

劉海龍：加速的速度是在不斷變快的。傳統(tǒng)媒體一個月出一本雜志，一天出一份報紙，都有截稿時間。但是現(xiàn)在已經發(fā)展到24小時滾動報道，隨時截稿，最新發(fā)生的事情必須馬上報道，否則黃花菜都涼了。這種模式最早由CNN創(chuàng)造，不再追求內容的精益求精，而是不斷生產新內容迭代。隨著競爭越來越激烈，人工智能又加入進來，這種加速會越來越看不到頭。

而且，今天的流量是可見的，過去是不可見的。過去一篇文章給雜志帶來的貢獻是無法被精細評估的。雜志社會看到整體訂閱量的增加，但不知道具體是哪篇文章帶來的影響，所以每個人都在吃大鍋飯，壓力就沒有那么大。也許好的深度報道稿件，并不能真的帶來流量，但這些稿件能在過去的體制中幸存。

后來有了電視收視率調查、網絡點擊量等等，數(shù)據(jù)會迅速反饋出來，現(xiàn)在的內容發(fā)布半小時后就能預估流量多少。這對創(chuàng)作者來說非常殘酷，這種壓力也導致內容行業(yè)呈現(xiàn)出目前的生態(tài)。

另外，當數(shù)據(jù)變成產品后，內容本身已經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內容帶來的流量。很多大媒體也在進行流量排名，有時候報道新聞的數(shù)據(jù)不如一些生活小常識。從業(yè)者會將大量精力投入沒什么營養(yǎng)但吸引人的東西，這很悲哀。

《新聞編輯室 第一季》

媒體業(yè)也在呼吁更健康的衡量方式，不用流量這樣的單一標準。國外比較成熟的媒體會采用付費模式，直接為讀者服務，這會把關系變得簡單，也需要培養(yǎng)受眾付費的意識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，媒體的商業(yè)模式是免費提供內容，把用戶變成收視率等數(shù)據(jù)，再把數(shù)據(jù)賣給廣告商。

看理想：網飛拍過一部紀錄片《監(jiān)視資本主義：智能陷阱》，用很大篇幅講述了互聯(lián)網公司怎么用無數(shù)技巧，吸引用戶注意力，再把用戶的注意力變成商品，販賣給廣告商。其中有句臺詞是“如果你沒錢買產品，你就是被賣的產品”。

劉海龍：有句話和這個臺詞很類似：“免費的東西其實是最貴的”。我們付出了時間，看了很多垃圾內容，也沒有太多獲得感。過去馬克思講剩余勞動，現(xiàn)在變成了剩余數(shù)據(jù)。每個人把自己的數(shù)據(jù)貢獻給平臺，平臺的目的不是服務用戶，是觀察用戶的行為模式后，把這些行為模式數(shù)據(jù)轉賣給別人。平臺希望用戶待的時間越長越好，把生活的一切事情都在平臺上解決，這些數(shù)據(jù)才能轉化成利潤，這就是監(jiān)視資本主義。

另外一個概念是技術封建主義，指技術對人進行的掠奪，只要在我的領土上，用戶的一切都歸我。沒人問過用戶愿不愿意被收集這些數(shù)據(jù)。

看理想：AI也是這樣。

劉海龍：沒錯，問AI的問題也會自動轉化為它學習的數(shù)據(jù)?，F(xiàn)在還出現(xiàn)了蒸餾技術，員工離職了，但公司可以根據(jù)他之前的各種工作數(shù)據(jù)，蒸餾出一個AI分身，繼續(xù)在公司里工作。

過去員工進入一家公司，公司只購買個體制造的產品，但現(xiàn)在公司要購買員工的一切。員工如何生產出這些產品的技能，也要被公司蒸餾掉，再來替代員工。相當于每個人勞動的同時，都在給自己挖墳。所有的技能、思維方式、做事方式的數(shù)據(jù)都被無償獲得。過去的雇傭合同只是勞動和產品，現(xiàn)在做事方式也變成勞動的一部分，但是公司顯然沒有為這部分付費，這就是剩余數(shù)據(jù)。

過去的售賣方式不針對數(shù)據(jù)，現(xiàn)在這些數(shù)據(jù)也被無償掠奪占有，這就是技術封建主義，跟封建掠奪沒有本質區(qū)別。

看理想：而且過去的敘事一直在給技術賦魅，相信技術能改變世界，大家很少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。

劉海龍：就像柏拉圖提到的，技術既是毒藥又是解藥。一方面技術可以治病，但另一方面，任何藥都是毒藥，可能讓人成癮，或者中毒。

今天的技術有個特點是越來越集中，越來越被少數(shù)人掌握，也越來越難以反抗。過去我們可能還可以完全拋開技術，靠手搓做出相似的成果，現(xiàn)在離開技術基本上做不到，而且技術會加劇人的依賴。從大數(shù)據(jù)到人工智能，普通人已經完全不可能跟技術抗衡。

《監(jiān)視資本主義：智能陷阱》

看理想：但是技術進步也帶來了創(chuàng)作平權，來自農村的博主可以展示種地、趕大集的生活，也有博主在短視頻平臺講解更硬核的理工類、社科類知識。技術平權帶來的優(yōu)點與弊端是可以被比較的嗎？

劉海龍：技術肯定在進行平權，老人、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，進行語音對話等等。

傳播學里有一個知溝理論，講技術會帶來不同人群的知識增長，但增長的速度是不同的。普通人也能獲得生活的便利，但誰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？誰真的在靠技術賺錢？是掌握著權力或者資本的人。

其中也會存在結構性的調整，資本會涌向新興的技術階層，原有的傳統(tǒng)工作面臨洗牌。從這個結構性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到，資產階級掌握的資源會越來越集中，普通人的反抗成本越來越高。

另外，從個體的角度看，確實存在技術平權，但很多時候，個體的競爭者不是個體，而是其他機構?，F(xiàn)在已經發(fā)展出很多專門記錄農村生活的MCN機構，壟斷相關的內容，掌握無數(shù)矩陣號，也有很多翻車的案例。有觀眾發(fā)現(xiàn)一些賬號的劇本都一樣，推銷同一個產品。個體很難競爭過機構，因為自己的力量太小了。這在事實上也造成了不平等。

04. “人與技術糾纏共生”

看理想：雪莉·特克爾在《群體性孤獨》中提到，渴望親密關系的現(xiàn)代人，希望通過機器或數(shù)字交友緩解孤獨，結果卻變得更加孤獨。在媒介和人的關系中，頻繁發(fā)生類似的變化，比如我們渴望豐富，開始刷短視頻，結果卻變得更匱乏。

這算是一種惡性循環(huán)嗎？還是人類在隨媒介一起進化，可能未來就不需要真實的親密關系/結構化的知識了？

劉海龍：這個問題有點悲觀。哲學家貝爾納·斯蒂格勒有一個觀點：人能成其為人，就是因為人會使用技術。

從學會生火開始，人這個動物就是跟技術相伴而生的。技術從來就是我們的一部分，比如放到狩獵時代，近視眼是會死掉的，隔很遠看不清獅子或者羊，等看清楚，獵物都跑光了。如果按照狩獵民族的標準，現(xiàn)代人都是殘廢，跑也跑不動，抓也抓不住，打也打不過。

想象未來的人類，可能也是類似的。人與技術一直糾纏共生，不能下定論說好或者不好。以我們的標準看狩獵民族，我們覺得他們不好，但是他們看我們，也未必覺得我們好。

看理想：信息過載的當下，很多人在尋求解決辦法，比如進行正念、看長視頻紀錄片等等，但這些解決方式也會迅速被商業(yè)收編。已經有很多正念app，讓大家堅持打卡一年，或者看廣告解鎖課程。

這類“正念app”是一種權宜之計，還是可行的解決方式？普通人怎么更好地使用媒介技術，走出信息過載帶來的耗竭感？

劉海龍：資本主義確實無孔不入，但沒有必要對此特別反感，關鍵在于你獲得了什么。

資本也有善的一面，就像哲學家亞當·斯密講的，每個人的自私和貪婪，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增長。比如足球，如果沒有商業(yè)支持，就不會有職業(yè)球員，也不會有職業(yè)比賽，不可能達到現(xiàn)在的專業(yè)度。不用覺得沾上資本就有問題，問題在于能不能從中獲得原來就想追求的東西。

哲學家馬丁·海德格爾的態(tài)度很有意思，他很排斥技術，但他也知道自己抵抗不了技術，不可能不用技術，即使自己不用，周圍人用，還是會被影響。所以海德格爾對于技術發(fā)展的態(tài)度是“泰然處之”。他要去一個地方，他自己不開車，讓妻子開車。這也是一種解決方式，我不順從，也不排斥。對于技術還是可以持開放的態(tài)度，考慮怎么讓技術為我所用。

另外，也需要培養(yǎng)自己的判斷力。就像《看懂傳播》的副標題“在信息洪流中重獲判斷力”，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，什么是不應該做的。

比如社交媒體很大的作用，是促進人與人的連接，但是社交媒體也會造成過度連接，或者把連接變成意識形態(tài)，好像歌詞說的“孤獨的人是可恥的”。在現(xiàn)代社會，孤獨變成了某種心理疾病，實際上在通信不發(fā)達的過去，人類好幾千年都在孤獨中度過。認清孤獨是一種常態(tài)后，我們會對于連接沒那么執(zhí)著，意識到這種執(zhí)著本身也是資本的產物，資本希望我們覺得連接是好的，點贊是好的。

我們使用社交媒體，是為了讓生活變得更好，所以當你感覺到更不好的時候，就需要想想問題出在哪，是不是使用過度了？可以有意戒斷一段時間。我寫《看懂傳播》也是想告訴普通人，不能期待媒介不產生任何負面影響，同時自己也要承擔起責任。你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判斷，這很重要。

彩蛋

看理想：問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，怎么保持樂觀？

劉海龍：學習歷史，學習理論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。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，在歷史上都發(fā)生過。這些事在歷史上有哪些結果？最壞的、最好的結果分別是什么？歷史不能預測未來，但一定會讓我們知道，今天面臨的一切，都不是第一次發(fā)生。

當然，很多人是不吸取教訓的，但是我們作為旁觀者，大概能看到一些趨勢，判斷現(xiàn)在處在什么位置。每一代人總容易認為自己面對的世界是新的，會夸大這些事情的沖擊力，但其實都沒那么嚴重。情境會變，人性不大會變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