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： IPP評論 ，作者：戴明潔

導語：7月17日至20日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舉行。會議期間，目前全球參數規(guī)模最大的開源模型Kimi K3問世，再次引發(fā)西方媒體對中國模型沖擊全球AI格局的警惕。這讓人想起一年前DeepSeek橫空出世時引發(fā)的震動，彼時西方輿論一度將其稱為AI領域的“斯普特尼克時刻”。隨著中國開源模型接連取得突破，過去被視為“創(chuàng)新公地”的開源，逐漸進入大國科技競爭和產業(yè)戰(zhàn)略的中心地帶。開源的戰(zhàn)略影響日益凸顯，其開放愿景也受到現實條件的檢驗。模型權重公開后，技術獲取和二次開發(fā)的門檻有所降低，模型訓練、部署和商業(yè)化所需的計算能力、數據資源、云基礎設施、工程人才與市場渠道，依然高度集中于少數科技巨頭。

近日，在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舉辦的百川論壇上，IPP研究員戴明潔將這一張力概括為人工智能時代的“開源悖論”，并從科技創(chuàng)新與地緣政治兩個維度分析其形成機制。她認為，這一悖論與技術資本化、政治化不斷加深密切相關。破解這一問題，需要把開放范圍從代碼、模型和開發(fā)框架延伸至數據、算力、人才等關鍵資源，并進一步從技術開源走向現代化開源。中國可以通過建設開源國家、鼓勵企業(yè)堅持開源、發(fā)揮應用創(chuàng)新優(yōu)勢，依托亞太地區(qū)多層次的人工智能產業(yè)基礎，探索更加開放、包容、普惠的區(qū)域AI創(chuàng)新生態(tài)。

7月11日，IPP研究員戴明潔在百川論壇上已人工智能“開源悖論”與中國開源國家建設為題發(fā)表演講。圖源：主辦方

*下文根據戴明潔的演講內容整理，經作者審訂刪減。

大家好，非常榮幸今天有機會與各位同臺交流。本屆百川論壇的主題是“中國式現代化與亞太合作”，加上我所討論議題中的技術開源、AI等關鍵詞，恰好將我近期的一些思考串聯(lián)起來。因此，我擬定了《人工智能“開源悖論”與中國開源國家建設》這個題目。

我對人工智能“開源悖論”的思考，源于去年DeepSeek開源引發(fā)的廣泛關注。當時我主要聚焦于“開源悖論”的現象分析及其應對措施。

今年3月18日，鄭永年老師在《人民日報》發(fā)表了《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關鍵在于“開源”》（原文于2026年3月18日刊登于《人民日報》第17版）一文，一下子將我對開源的思考從技術層面提升到了現代化層面。也由此，我開始進一步思考技術開源與現代化開源之間的關系，并將此前基于現象和經驗的分析，推進到對原理和機制的探討。當然，我目前的研究總體上還只是一個“半成品”，希望大家不吝賜教，幫助我繼續(xù)完善。

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舉行。圖源：新華社

一、人工智能時代的“開源悖論”

關于人工智能時代的“開源悖論”，我主要從兩個維度進行了總結。

第一個維度體現在科技創(chuàng)新層面，即形式上的技術民主化與實質上的關鍵資源壟斷。開源曾被賦予“技術民主化”的美譽，但在AI大模型領域，代碼和權重的開源正愈發(fā)成為一種形式上的民主化，因為最為關鍵的數據、算力等資源仍然處于高度壟斷之中。

早在2020年，弗朗西斯·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就在《外交事務》發(fā)表文章指出，傳統(tǒng)的拆分科技巨頭的方法已經無法解決壟斷問題。他還認為，科技巨頭壟斷對政治造成的影響，已經遠遠超過其對經濟造成的影響。

文章于2021年12月21日發(fā)布于《外交政策》雜志。福山認為，大型科技平臺不僅形成經濟壟斷，還在壟斷信息傳播與政治動員渠道；而拆分巨頭、強化監(jiān)管、數據可攜帶和隱私立法等傳統(tǒng)方案，都難以根本削弱平臺的“內容守門人”權力。

《Nature》2024年發(fā)表的一篇文章也指出，僅僅依靠開源，并不能真正撼動AI行業(yè)資源與權力高度集中的格局。

文章于2024年11月發(fā)布于《自然》雜志。作者指出，現代人工智能系統(tǒng)不僅包括模型權重和代碼，還依賴訓練數據、數據勞動、開發(fā)框架、算力基礎設施及市場部署渠道等關鍵資源。開放模型無法根本改變算力、數據、人才、平臺和市場入口高度集中于少數大型科技企業(yè)的產業(yè)格局。

李飛飛也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出關于AI民主化的設想。她主張在AI數據、算力、算法、人才等方面進一步開放，這一觀點同樣主要是從關鍵資源的視角出發(fā)的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會覺得“開源”似乎就意味著“免費”。但事實上，早在軟件時代，科技巨頭就已經通過收取服務費用、建立行業(yè)技術標準、利用開源協(xié)議限制后發(fā)創(chuàng)新等方式，獲取自身的商業(yè)利益。

從表面上看，開源生態(tài)由多元主體共同運行，包括開源社區(qū)、開源基金會、協(xié)作平臺和代碼庫等。但是，科技巨頭通過讓本企業(yè)員工主導90%以上的開源代碼、出資贊助開源基金會，甚至直接進行收購等方式，對開源生態(tài)形成了集中化控制。例如，谷歌曾出資1億美元支持Linux創(chuàng)建“開源安全基金會”。此外，早在2018年，GitHub就被微軟以75億美元收購；另一家開源軟件公司紅帽（Red Hat），也在2019年被IBM以340億美元收購。

2010年至2023年9月主要科技企業(yè)累計完成的人工智能相關收購數量。

進入AI時代以后，科技巨頭的這種控制變得愈發(fā)嚴峻，也愈發(fā)不加掩飾，并逐漸形成了覆蓋AI行業(yè)上、中、下游的全鏈條控制。

在上游的數據和算力資源方面，已經形成了“菜譜免費”，但“食材”只能從“天價超市”購買的局面。

在中游，雖然兩大主流AI開發(fā)框架PyTorch和TensorFlow都是開源的，但PyTorch與Meta的應用高度整合，TensorFlow與谷歌TPU芯片高度匹配，二者都內化了各自企業(yè)的技術路線。

在下游，即使是一些明星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，在進行市場部署時，也必須借助由大型企業(yè)控制的云服務平臺。

“開源悖論”的第二個維度，體現在地緣政治層面。

在全球治理領域，開源一直被賦予“國際公共品”或“創(chuàng)新公地”的美譽。自2000年以來，中西方已有大量論文和著作對這一問題展開研究，并一直延續(xù)到當前的AI時代。但是，近年來，尤其是隨著中美AI競爭日益激烈，開源愈發(fā)被納入地緣政治化的敘事之中。

最典型的案例仍然是DeepSeek的開源。DeepSeek并沒有因為開源而獲得西方對其“促進技術民主化”的贊譽，反而被西方主流媒體形容為“引發(fā)了一場地緣政治地震”。美國《外交事務》、英國《經濟學人》以及澳大利亞媒體等，都對中國企業(yè)開源的“背后目的”進行了分析。在企業(yè)出海方面，DeepSeek也遭遇了以“安全評估”為名的圍堵，在不同國家經歷了問詢、調查和評估，甚至遭到直接的全面封鎖。

二、悖論分析：技術的資本化與政治化

基于這兩個“開源悖論”現象，我就在思考，為什么在AI時代，開源在技術創(chuàng)新與地緣政治兩個維度的悖論會同時出現，并且愈發(fā)惡化，更加不加掩飾呢？

這幾年，“技術封建主義”這個概念在中國學術圈很有熱度，幾本主流書籍都很快被翻譯成了中文。今年上海交通大學也組織了關于技術封建主義的一場討論，塞德里克·迪朗（Cédric Durand）和葉夫根尼·莫羅佐夫（Evgeny Morozov）都來了。我個人比較贊同莫羅佐夫的觀點，即西方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進行了簡化處理。

不過從“技術封建主義”思考開來，無論是向前看（平臺經濟資本主義）還是向后看（AI時代新型奴隸社會），它體現出的都是技術從資本化到封建化、再到奴隸化的一個演進趨勢。

大概10年前平臺經濟興起的時候，大家就對“平臺資本主義”有很多的討論，包括算法控制、數據圈地等等，現在大家都已經比較熟悉了。到了“技術封建主義”階段，科技巨頭與普通用戶之間，形成了類似封建社會領主與農奴的新型依附關系，并通過收取“數字租金”運作。近期，鄭永年老師也一直提及，這個趨勢有可能更加惡化到“新型奴隸社會”的狀態(tài)，即整個社會結構分化成一種非常簡單的二維結構：掌控AI的少數精英，與被AI掌控的大多數人。（觀點詳見“對話鄭永年：AI對人類最深刻的威脅，在于重新定義“人”本身”）

我將這樣一個技術從資本化、封建化到奴隸化的過程，稱為是“技術進步的社會退步”(Social Regression Amid Technological Progress)。相應地，對于“開源悖論”的第二個悖論，就可以稱之為是“技術進步的政治退步”(Political Regression Amid Technological Progress)。

在上世紀80年代，“技術民族主義”就將技術和政治聯(lián)系了起來。當前的中美AI競爭、貿易保護主義、排他性的技術聯(lián)盟、硅和平倡議等等，都不過是延續(xù)了40多年前的手段。

但今天，技術與政治的結合由硅谷“科技右翼”大力推動?？萍加乙聿⒎侵皇窃诳萍蓟蛘呓洕I域進行改革，而是對技術、經濟、政治、社會進行著全方位的變革，如OpenAI的奧特曼也在資助UBI實驗。例如，技術層面的加速主義、政治上與右翼民粹主義的結合、經濟方面倡導“涓滴效應”、社會層面OpenAI的山姆奧特曼也在大力資助“全民基本收入”（UBI）的社會實驗。

奧爾特曼和馬斯克曾是硅谷推動“全民基本收入”（UBI）應對AI沖擊的代表人物，但兩人的立場近期都出現變化：奧爾特曼過去投入資金支持UBI實驗，并認為AI創(chuàng)造的財富可用于全民分配，但如今更傾向于讓公眾通過“共享AI財富”“擁有AI生產資料權益”等方式受益。圖源：路透社

科技右翼全方位改革造成的更為嚴重的影響，是一種全方位的寡頭化——從科技巨頭的寡頭科技，到寡頭經濟，然后一直延伸到寡頭政治。

最新數據顯示，現在全球市值超過萬億美元的公司有13家，其中10家集中在AI領域；而這10家AI公司中，又有8家在美國。前段時間很火的英偉達，市值就超過了5萬億美元。而2025年底，全球超過5萬億美元GDP的國家也只有中美兩個國家。也就是說，今天英偉達一家公司，經濟體量已經就超過了英法德日韓等其他的發(fā)達國家。這說明寡頭化的趨勢還是非常嚴峻的。

三、悖論應對：從技術開源到現代化開源

如果技術資本化和政治化的趨勢繼續(xù)發(fā)展下去，“開源悖論”就無法僅從技術層面加以解決，而需要上升到現代化層面進行思考。當我把“技術”和“現代化”這兩個關鍵詞聯(lián)系起來時，我發(fā)現，技術的開源與閉源同現代化的開源與閉源之間，其實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(lián)系。

一直以來，科技革命都被視為國家現代化的核心驅動力之一。但結合前面對技術資本化和政治化的分析，我發(fā)現，技術不僅會推動現代化，不同的現代化模式也會反過來影響一個國家的技術選擇。比如，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的是閉源的現代化模式，就有可能走向技術霸權主義，形成“技術—資本—權力”復合體；而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的是開源的現代化模式，就更有可能強調國際科技領域的開放合作，倡導包容普惠的全球AI治理。

那么，將國家現代化模式區(qū)分為開源和閉源，其最直接的影響或者意義是什么呢？在思考這個問題時，我聯(lián)想到了鄧英淘先生的《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》一書。我認為，二者最直接的區(qū)別在于：開源能夠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，而閉源所實現的，只是少數西方發(fā)達國家的現代化，甚至只是發(fā)達國家內部少數精英的現代化。這也與中國式現代化五大特征中的第一個特征——“人口規(guī)模巨大的現代化”——聯(lián)系了起來。

對于中西方開源與閉源現代化范式的具體表現和行為特征，我也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歷史梳理?？傮w上，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考察：一是中西方在各自自主發(fā)展階段采取了什么方式；二是在發(fā)展起來之后，如何對待后發(fā)國家；三是如何對待后發(fā)國家中崛起并形成挑戰(zhàn)的國家。

在早期的技術發(fā)展階段，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，都曾通過重商主義、保護主義或國家干預主義等方式實現自身發(fā)展。真正的區(qū)別主要體現在后兩個階段：發(fā)展起來以后，是通過自由放任的敘事，隱匿自身曾經實施保護主義的事實，還是將自身的現代化經驗公開分享給其他國家？面對發(fā)展起來的崛起國和挑戰(zhàn)國，是實施技術霸權主義，還是能夠包容其他國家的發(fā)展？我認為，開源與閉源現代化范式的主要區(qū)別，就體現在這后兩個階段。

在早期的中美科技競爭中，面對美國推動技術脫鉤，我們一直強調不主動脫鉤，或者采取謹慎的對等反制。近年來，在經貿領域的競爭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，中美之間始終是打打談談，呈現出一種斗爭基礎上的合作關系。

我想強調的是，我們所進行的斗爭或者競爭，并不是為了滑向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也不是為了重走美蘇冷戰(zhàn)的老路。我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尋求合作，只不過是要通過斗爭，爭取更加實質、更加公平的合作。

四、中國開源國家建設與亞太AI創(chuàng)新生態(tài)

最后，我想簡單分享一下關于中國開源國家建設和亞太AI創(chuàng)新生態(tài)的一些初步思考。

對比中美兩國的AI國際戰(zhàn)略可以發(fā)現，雙方已經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分化，而這種分化其實也可以用開源與閉源兩種范式來加以區(qū)分。與此同時，當前的國際空間競爭也愈發(fā)從海、陸、空等實體地理空間的競爭，例如對領土和資源的爭奪，演變?yōu)橐訟I等技術為核心的虛擬空間競爭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國際AI空間格局可能不再主要按照物理距離劃分，而是更多地依據技術實力進行區(qū)分。當前的國際AI空間格局，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梯隊。

第一梯隊是中國和美國兩大AI強國，它們具備AI全產業(yè)鏈能力，也擁有全球AI治理的話語權。

第二梯隊是一些中等大國，它們在AI技術的細分賽道上具有比較優(yōu)勢。例如，日本和韓國依靠半導體生產能力，獲得了一定的外交斡旋和戰(zhàn)略對沖能力。

第三梯隊是廣大的全球南方發(fā)展中國家，它們既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，也缺少在全球AI治理中的話語權。

如果從這三個梯隊的角度審視亞太地區(qū)，我們會發(fā)現，亞太各成員完全具備構成“區(qū)域版”國際AI空間格局的能力，這在其他區(qū)域經濟體中是比較少見的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APEC可以成為中國探索開源國家建設的一個區(qū)域樣本。

7月19日，參觀者在華為展臺觀看展品昇騰950超節(jié)點。圖源：新華社

那么，亞太地區(qū)的AI創(chuàng)新生態(tài)應當如何構建？我目前有以下幾點初步想法。

第一，我們需要從開源代碼（Open Source）向開放資源（Open Resource）升級，以應對第一個“開源悖論”。

第二，要大力鼓勵中國AI企業(yè)堅持開源。近期有一些輿論質疑，中國是否還要繼續(xù)堅持開源。我認為，從中美競爭的角度看，無論是垂直大模型賽道的行業(yè)應用，還是通用大模型賽道的前沿技術競爭，開源都更有利于中國和亞太地區(qū)在技術層與應用層兩個維度形成開源生態(tài)。

第三，還是要回歸應用。所有技術最終都要落實到應用上。應用不僅更契合中美之外國家和地區(qū)發(fā)展AI的真實訴求，也更有利于中國探索“應用中創(chuàng)新”（Innovation in Application）的逆向創(chuàng)新模式。

最后，是全球AI治理。我們需要更多地從倡議走向更加制度化的行動。在開源現代化的進程中，可以同步推進技術開源與現代化開源，探索二者相互促進、相互提升的發(fā)展路徑。

*本文根據演講者在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上的發(fā)言整理而成。